周生賢

人類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發展于自然。自人類出現以后，生物與環境、人與自然就緊密聯系在一起。生物是在與環境的對立統一中存在的，而存在決定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環境問題是不合理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產物，根本上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沖突，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

人類認識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探索歷程

從全球視野看，人類面對的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問題，主要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寶貴的覺醒、奮起的飛躍”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沉痛的代價。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隨著科學技術、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提高。傳統工業化在創造無與倫比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大范圍破壞生態環境，大量排放各種污染物，人類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相繼發生了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八大公害。

第二階段：寶貴的覺醒。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促使人類環境意識開始覺醒。在環境覺醒歷史進程中，出現過著名的3本書。第一本書是《寂靜的春天》，作者蕾切爾·卡遜是一位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這本書揭露了為追求利潤而濫用農藥的事實，因而也有人把它叫做《沒有鳥鳴的春天》。其代表性語言是，“不解決環境問題，人類將生活在幸福的墳墓之中”。第二本書是《增長的極限》，是1972年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科學家、教育家和經濟學家會聚在羅馬提出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的代表性觀點是，“沒有環境保護的繁榮是推遲執行的災難”。第三本書是《只有一個地球》，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經濟學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學家勒內·杜博斯撰寫的。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不進行環境保護，人們將從搖籃直接到墳墓”。

第三階段：奮起的飛躍。經歷了沉痛的代價和寶貴的覺醒之后，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入，對發展不斷進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環境與發展會議為標志，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發生了歷史性轉變，期間發生了4次歷史性飛躍。

第一次飛躍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世界各國開始共同研究解決環境問題。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確立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共同看法和原則。環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澤東主席的話：“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會議開幕日被聯合國確定為世界環境日，每年的這一天世界各國都會舉行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去年世界環境日的中國主題是“同呼吸、共奮斗”。

第二次飛躍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會議第一次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進行認識，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環境保護事業在全世界范圍啟動了歷史性轉變。由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成為國際環境與發展合作的基本原則。

第三次飛躍是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會議提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必須同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相協調。

第四次飛躍是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會議發起可持續發展目標討論進程，提出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過《我們憧憬的未來》這一成果文件。

縱觀世界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環境與經濟的關系史。每一次重大環境事件的發生，都會推動環境與經濟關系的重新調整。這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絕路逢生型。以德國為代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國家戰略從經濟發展優先逐步調整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通過實施一系列環境法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告別唯經濟發展時代，嚴重的環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紀90年代，德國的環境質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變清了，空氣污染減輕了。

二是奮起直追型。以日本為代表。二戰后隨著工業發展，日本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日本一開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礙經濟發展的情況下保護環境，結果沒有擺脫公害事件爆發的厄運。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4件。從1970年開始，日本確立環境優先原則，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環境法律和標準，經過幾十年努力，基本解決了工業污染問題。

三是跨越發展型。以新加坡為代表。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就開始實行城市功能分區，將工業區與居住區分離，避免市區環境污染。經過加快建設完善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保持了清潔和優美的環境，成為舉世聞名的“花園式城市”。

國際社會為解決環境問題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環境問題少數有所緩解、總體仍在惡化。生物多樣性銳減、氣候變化、水資源危機、化學品污染、土地退化等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基本解決傳統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承接發達國家的污染轉移等因素，環境質量惡化趨勢加劇，治理難度進一步加大。

發達國家環境保護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和汲取。發達國家曾走過了“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我國不能重蹈覆轍，必須努力避免，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窘涷炘谟冢阂皇墙⒁愿哌`法成本為理念的環境法律體系，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嚴格執法。二是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從經濟發展中找出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三是充分發揮科技支撐作用，強化環境經濟政策激勵，推動環境成本內部化。四是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形成全社會推進環境保護的強大合力。